2014年，注定将是载入京津冀发展乃至中国发展史册的一年。

2月，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提出7点要求。

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8月，张高丽副总理出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的消息获证实。

京津冀一体化已经从理论设想转变成实际行动，从地域规划提升为国家战略。外媒评价：中国正准备在北京及周围地区建立一个超级都市区。这里将形成一个经济规模与印度尼西亚相当的地区。到本世纪中叶，京津冀一体化将重现当年洛杉矶的崛起，这是一个世纪性的超级大国事件。

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事件中，税收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特别引人关注。“税收问题利益攸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成败。”这已经是有识之士的共识。我们希望，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税收不仅不会成为推平沟壑、促进发展的障碍，而且有所作为，成为促进区域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

近期，本报记者在京津冀三地分别采访了近百位纳税人、数十名税务人员、十多位专家学者，了解他们的梦想与困惑，倾听他们的思考和见解，记录他们的经历和感悟……我们希望这些真实的事例和声音，可以有助于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决策，让这21.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亿人民生活更幸福，为整个中国的改革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

　　税收优惠：公平环境下的效率追求

　　“京津冀产业转移对接要借鉴‘伦敦大区’经验。当时的英国政府因为企业和商人并不情愿抛弃‘伦敦优势’，在确定城市定位后做出新的发展规划，税收激励政策及时跟上，推动非伦敦要素向新区转移，解决了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南开大学副教授饶友玲说。

作为税收杠杆极具代表性的体现，税收优惠在经济发展中尤为引人注目。那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是否会有新的税收优惠?

更多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赞成新出台针对京津冀税收优惠的观点。原因在于，京津冀一体化不可忽视的两个背景是，清理税收优惠正成为税制改革的方向，依靠市场的力量则是促进协同发展的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随着经济发展走入新阶段，曾作出重要贡献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也面临调整，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也将处于这个税收环境之中。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教授白彦锋认为，京津冀地区财税政策的设计不应重蹈过去地区性税收优惠政策的覆辙，在京津冀地区创造新的“税收洼地”，而应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京津冀一体化首先是市场的一体化，是市场化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范永茂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同样不赞成税收优惠的形式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过度利用税收的杠杆作用。”

趋于协同的税收环境也是税务机关正在前进的方向。今年7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召开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提出重点研究4方面税收工作内容，第一个方面就有关于税收政策的内容，包括减少税收政策执行差异，清理地方违规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国税局局长杨新军坦言：“再依靠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或者财政补贴促进发展，不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京津冀三地在税收优惠政策上尚存在差异。北京中关村产业园区、天津滨海新区都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唯独河北没有特定税收优惠区域。

“三地协同发展时，这种税制待遇不统一格局如果保持不变，那么，河北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没有区位优势，只能是简单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如果打破这种格局，京、津两地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优势的放大又会受阻，而且全国其他区域又会要求公平税制待遇。”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说。

怎么办?在不出台新的税收优惠基础上，专家建议将已有的税收优惠视情况在京津冀范围内推开。从现状看，三地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河北GDP规模虽然最大，是天津的两倍、北京的1.4倍，但人均GDP仅是天津的38%、北京的41%，而且河北的金融资源远低于京、津，且压缩过剩产能任务最重、环境改善压力最大。

“综合权衡利弊，有必要把北京中关村的税收政策推广到河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省级开发区。通过税制待遇统一来激励河北产业结构优化。”白景明建议。

北京市地税局局长杨志强也认为，在清理规范的同时，对于一些促进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照产业优化布局的要求，可以考虑予以保留，并将此类先行先试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三地的产业发展布局，以园区的方式逐步扩大实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在京津冀地区的落地，增强高新技术等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带动三地的产业升级与优化。

　　征管差异：税收环境也应一体化

　　郁郁葱葱的厂区绿化带，一排排整齐的白色二氧化碳压缩机，在蓝天白云映照下格外清爽。这是央企新兴际华集团下属子公司——新兴凌云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在河北武安的新家。

从北京到河北，新兴凌云的搬迁、升级工作都很顺利，公司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税务机关的大力支持。不过，作为“京迁”企业，董事长张白秋也有一些感触。

“河北的税收环境和北京还是不太一样，征管服务存在差异。”张白秋说，比如河北的税收服务质量总体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北京相比，个性化服务不突出，服务科技含量有待提高。

京津冀一体化，相比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企业更在意大的税收环境。

这种差异，三地税务机关也有同感。河北省地税局整理了一份京津冀三地税收差异表，足有11项之多。据介绍，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税法授权省级政府和税务机关在规定幅度内可以自行调整政策。三地在税率执行上甚至都有差异，比如，河北省规定娱乐业营业税税率为10%和5%两个档次，北京市分为20%、10%和5%三个档次，天津市则分为7%和5%二个档次。

北京市地税局税务人员也表示，三地除了税收政策趋同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外，涉税事项业务流程和征管制度等也有待进一步统一，税收信息一体化程度也不高。

京津冀一体化，税收征管和服务是否也能协同发展?社会和基层税务机关都在问。

对此，国家税务总局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今年7月15日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将重点研究的四方面工作。除统一三地税收政策执行口径外，其余三方面基本都围绕操作层面，比如，研究三地协同发展税收便利化工作，促进三地纳税人信息共享。

由征管和科技发展司牵头的税收信息共享工作起步较早。该司副司长李伟介绍说，征科司将充分发挥大数据集中优势，做好五方面工作：建立三地常态化数据信息交换机制，深化三地日常协查机制，筹备建立京津冀税收风险管理一体化机制，建立税收违法纳税人查询库，建立三地风险管理规划和模型等的交互机制，最后一点是核心。

纳税服务司副司长韩国荣表示，该司牵头制定的《全国县级机关纳税服务规范》已开始在全国推行，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便利化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此基础上，国家税务总局鼓励三地服务升级。”韩国荣表示，他们正在考虑是否将上海自贸区创新税收服务的10项措施部分借鉴到京津冀三地，但这需要征求三地意见。

三地税务机关也积极行动起来。今年7月16日，在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指导下，由北京市地税局牵头，其他5个税务局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问题研究”课题召开了开题会。8月21日~22日，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问题研讨会在天津市国税局召开，三地税务人员经过深入讨论，最终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合作框架协议(征求意见稿)》，并计划未来举办“京津冀税收合作论坛”。

京津冀之间的征管服务差异越来越小，三地税务人员在合作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大潮，这就是石家庄市国税局征管处副处长于振霞的美好期待。

　　利益分配：财税是保障而非阻碍

　　如果从2004年京津冀首次达成一致意见的“廊坊共识”算起，三地合作已经徘徊了10年。进程缓慢有多方原因，但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其最大的障碍是现行财税体制下的地方利益冲突，具体说来就是财政收入和分配问题。

这并非新的话题。10年前，首钢作为北京市最大的产业转移项目，就曾引发过京冀两地税收分成的讨论。10年后，当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原本微观经营主体的难题，变成了政府的难题。

“目前，产业转移中的合理共享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说，没有通行的办法，对于企业的转移，往往只能采用一事一议的办法，由三地共同沟通解决税收分配问题。

今年5月11日，中关村海淀园在国内建立的首个分园——秦皇岛分园揭牌成立。一个比例数字引发广泛关注。

经海淀区和秦皇岛市双方商定，对转移企业实施4∶4∶2的税收分享政策，即对企业产生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进行切分，20%作为园区产业扶持资金，余下80%由开发区和海淀园对半分成。

“这种税收共享模式不仅让两地政府实现了共赢，也让企业受益匪浅。”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吕爱国说。

开设“园外园”，探索建立“442”税收分成合作共享机制，都是“新路”，前人没有走过。吕爱国说，政府通过这样一种开放的姿态，不仅解决了逾越在两地之间的利益鸿沟，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也解决了接下来的产业链条延伸等问题。

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认为，这一个案为跨区域合作提供了一种共生共赢的新思路。

除了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杨连云特别关注因产业重新布局带来的企业总分机构变化引发的税收分配问题。比如，北京企业转移到河北，如果设立的只是分公司，主要税收还得留在北京。目前，甚至有北京的企业专门到河北开设子公司，生产出产品后以低价再卖回母公司，给河北税收造成了影响。

杨连云认为，这种汇总缴纳的方式带来了利益分配不公。如果维持现行体制，转出地不愿放走总部，转入地也感到“委屈”，产业布局重新调整依然会阻力重重。

这一点得到了税务机关的认可。在记者采访过程中，由于主要扮演企业转入地角色，河北省的税务人员更多表达了这种担忧，他们希望能调整分支机构税收征收政策，实行属地纳税，合理分配税源。

破解现行财税体制下的利益分配难，这样庞大的命题，即便允许自发探索，也并非三地自身就能解决。

“除横向考虑三地间的财力转移平衡外，纵向的中央对三地的财力调配同样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表示，在一体化过程中，产业转入和转出地都可能面临财政收支压力，中央财政应该给予支持，安排资金时也应统筹考虑三地需要。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教授白彦锋建议，增加地方对相关税收的分享比例，充实地方财力。同时，设立首都财政发展专项基金，促进北京市产业、资源向周边地区有效、有序转移。

京津冀协同发展圈，被视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中国第三个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但与长三角、珠三角不同的是，京津冀之间发展并不均衡，各地存在诸多差异，其协同发展更加强调“顶层设计”，如何破解牵制，实现互利共荣，需要思考。

在京津冀一体化道路上，科学的财税体制和政策应当成为基础性制度保障和重要的促进手段，而非阻碍。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称，中央层面正在研究制定相应的京津冀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和三地财税分配体制，以实现跨区域的利益共享。财税层面是否即将破题，我们拭目以待。

　　税源转移：有增有减成就共赢

　　43.6、32.2、33、45.1、50、56.6，这一串以“亿元”为单位，恰好能组成一个“√”形的数字，这是北京市石景山区2008年~2013年的地税收入数据。

从43.6到32.2，这一段“低谷”对应着2009年。“那正是我们与首钢告别的日子，此后，石景山的区域经济就开始跨入了‘后首钢’时期。”如今回顾起来，石景山地税局首钢税务所所长董威语气平和。

作为北京市最大的国企，首钢曾经是石景山区的主要税源。仅2008年，其缴纳的地税收入就占到全区地税总收入的44.9%。国税的情况也基本类似。在北京市财政收入中，它甚至一度占比1/20。石景山地税局为此专门成立了首钢税务所。

2005年，按照国家部署，首钢集团涉钢产业开始从石景山整体外迁到220公里外的河北唐山曹妃甸工业区。这场“从山到海的搬迁”，使首钢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排头兵，但与此同时，也给石景山区和北京市带来一个难题：搬迁后，财政缺口怎么办?

京津冀一体化，涉及大量产业转移和企业搬迁，转出地和转入地都要算税收账。在不少人看来，转出地似乎不可避免要做出税源损失的“牺牲”。

但在石景山，这种利益关系被证明成为双赢。“当然有过阵痛期，2009年税收收入大幅下滑就是表现。但正是这种‘阵痛’，倒逼石景山和首钢做出改变。”董威说，即使不搬迁，过去那种严重依赖首钢的单一税收结构也不够合理，而搬迁加速了这种改变。

通过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措施，到2011年，石景山地税局就摆脱了首钢搬迁的影响，税收收入不但恢复至2008年水平，还略有超出。随后，是连年的一路上升。首钢缴税占比额则一路下降。

与之对应，全区税收结构不断优化：以首钢税收收入为主的第二产业作为主导地位的历史结束，文化创意产业和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逐步发展起来。

新的税源，也在搬迁后腾出的空地上孕育。2010年炼钢产业停产后，首钢总部推出三个拳头项目：“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中国动漫游戏城”和“中国绿能港”，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目前，这三个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都在加紧进行并被广泛看好。

告别，带来的可能是新生。这种新生，在220公里外的“新首钢”更有体会。

这个在首钢搬迁基础上成立的子公司，全称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计财部利税处处长钱伟说，在这里人们习惯叫它“新首钢”。因为，它不是原首钢的简单搬迁，而是脱胎换骨，顺便完成了转型升级。

“当初的搬迁，行政色彩比较浓厚。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走对了!”钱伟这样感慨。

20多平方公里的新厂区，220项全球顶级技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几乎“零排放”，几年时间，在河北和北京的共同努力下，首钢京唐公司“无中生有”，在渤海湾建起了一座钢铁行业的“梦工厂”。自2009年投产以来，产品产量逐年提高，销售收入也稳步提高，由当年的64.58亿元连年增至2013年的313.41亿元。截至2013年底，公司累计在曹妃甸缴纳税款9.12亿元。

税收数字看起来不那么漂亮，钱伟说，一方面源于2010年左右开始的钢铁业“寒冬期”的大背景，另一方面是根据2009年出台的政策，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能够抵扣，有5年留抵期。从今年5月起，公司首次扭亏为盈，6月、7月盈利水平更是不断提高，前景看好。

“首钢京唐目前的税收虽然不多，但从大环境来看，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这样先进的企业优势会越来越凸显。”曹妃甸工业区国税局局长杨志芳说，这样的企业一旦盈利，普通企业难以相比。

建了一期还要建二期。目前，首钢京唐公司二期项目已启动前期工作，准备投资500多亿元，“再造一个京唐”，主要生产高端钢材。项目投产达效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利税逾50亿元。

首钢京唐给曹妃甸带来的利好不止于此。在钱伟看来，首钢的搬迁加速了曹妃甸工业区的发展。

9年间，首钢京唐公司的建设带动了北京生产性服务业转移到曹妃甸。同时，该公司与钢铁业下游形成产业链，带动了地方建筑、交通运输、加工制造和服务等行业的发展。

从昔日涨潮时不足4平方公里的小沙岛，到如今200多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曹妃甸工业区用了不到10年时间。自2006年建局以来，工业区国税局征收税收收入从317万元逐年增长到2013年的11.8亿元。2013年，曹妃甸区纳税前10名企业中，有9家位于工业区。今年上半年，在整体收入形势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工业区国税局税收也比去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杨志芳说，对于首钢京唐公司和曹妃甸工业区的未来，自己非常乐观，因为这里后劲十足。

在北京，董威也表示，经过近几年的转型发展，对未来石景山区的税源很有信心，“这会是一片很有希望的土地。”

有了共赢的前提，再讨论税收归属问题，相比社会舆论的沸沸扬扬，当事人反倒有点儿“风轻云淡”，所有问题都显得平和轻松。

“再给我们一点儿时间，一切会变得更好。”董威和杨志芳都这样表示。而这一次的“亲密结合”，也为京津冀一体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环境保护：一体化中的转型契机

　　当行政、经济、税收一体化仍在探索之中，大气污染却早已在京津冀范围内实现了“一体化”。

持续的雾霾天，让污染企业成为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抓手。首钢与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凌云)便是其中的代表。同为污染企业，同样从北京迁至河北，人们关心的是，污染会不会跟着来，让作为全国钢铁第一省的河北在空气污染方面雪上加霜。

这在曹妃甸工业区国税局局长杨志芳看来，却不是问题，他更正了两种观点。

第一，首钢不是“搬”到河北。“不是简单的搬迁，把污染耗能企业转移。而是创新，是新建，从无到有。企业环保必须达标，耗能也必须达标。”

第二，企业来河北，并不是把污染也带来。“河北的环境承载能力有指标限制，不是想建就能建，对于落户企业，河北都需要考量。”

记者采访发现，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企业把搬迁当作了转型升级的机遇。首钢与北京凌云，在河北重建的同时，也都开始了转型升级之路，技术改造、设备升级、观念更新，污染大大减少甚至消失——毕竟，污染从北京搬至河北，对于环境治理根本无益。

“以往首钢在的时候，白衬衫穿了一天就黄了，窗根本不能开。”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居住的居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

如今，在唐山的首钢京唐公司，开窗、穿白衬衫完全没问题。

在这背后，是首钢新建时对环保的重视与持续的投入。“首钢来河北绝不是污染的转移，更不是雾霾的搬迁。最初规划的时候就考虑了环保问题。”首钢京唐公司一位负责人说。作为首钢在唐山的新建企业，首钢京唐的建设资金中，约有76亿元用作环境投资，占一期全部投入的11.2%。

此外，首钢京唐投入3000多万元建了300个环境在线监测点，监测大气、水体、噪声、废弃污染，去年一级达标天就有70多天。

“每天开早会，头一件事儿就是强调环保，和安全生产平齐，从员工思想意识上抓环保。”首钢京唐员工介绍，首钢搬迁秉承循环经济的理念，所有来料只要进了工厂，就不再有任何废料排出，全部利用。

循环经济在首钢京唐的生产中，随处可见。由于淡水资源匮乏，首钢建立了海水淡化设备，公司生产用水中一半的淡水来自海水淡化，成本比购买河水的价格每吨便宜了1/3。

生产用的高炉也从北京时的5座减少至2座，产能却提高了近12倍，工作人员则仅需以往的1/10。炼钢过程中产生的焦煤、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都会用作发电，自给发电率超过了94%，不但节约了成本，还大大减少了污染。

就这样，以往污染严重的首钢，不仅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排头兵，也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样本。几年之后，北京凌云又与首钢一样，在京冀之间走出转型升级与环保之路。

黄元丽是新兴凌云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整体外迁之前在京招录的最后一批大学生，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推进，她与老员工们一同来到位处河北邯郸西部山区的武安。

作为首家搬迁的央企，这家国内最早生产原料药碳酸氢钠的企业，已经整体落户到河北省武安市。而就在两三年前，在首都的北京凌云，因污染与土地限制而陷入发展瓶颈。据了解，北京凌云主要生产原料是二氧化碳，在北京时，二氧化碳主要靠燃煤煅烧石灰石产生，随着北京市对污染企业的限制，企业改为购买液体二氧化碳，生产成本加剧。

选择武安，是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也是企业与当地资源的有效对接。新兴凌云充分利用武安市新兴铸管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和余热，实现了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循环发展，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能源资源消耗大幅度减少。与在北京相比，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9000吨、烟尘1万吨。项目达产后，每年将消耗新兴铸管武安工业区二氧化碳排放1.6万吨，实现收入1.4亿元。此外，还可以吸引北京凌云公司近一半的技术管理人员来邯郸就业，有效带动提升邯郸市医药化工行业的实力和水平。

这种双赢的模式，正成为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新样本。在京津冀一体化、企业转型升级与治理环境的多重语境中，环保税作为调控手段，也正被呼吁在京津冀地区试点先行。

白彦峰建议，京津冀地区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基础上，加快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地方税种，充实地方财力，强化环境保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饶友玲也认为，在产业调整转型周期开征环保税，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要手段，可以倒逼企业转型迁移，由企业选择生存方向和地区。

　　产业升级：协调发展谋划长远

　　近日，一家红木家具厂想从北京迁入河北固安工业园区遭拒，原因是其不符合该园区产业发展规划。从当初的“捡到篮里都是菜”到如今的“挑肥拣瘦”，悄然变化反映出产业转移中对“发展质量”的认识。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国税局第一税源管理分局局长叶兵介绍说：“想在固安工业园区落地的企业需要环评才能通过。只有符合地方经济发展定位、方向的，带有高附加值的产业，才能达成合作意向。固安不能只是一个生产车间，并非什么产业来我们都收。”

10年前，固安工业园区建设刚刚起步，钓具、滤芯、塑料和肠衣等传统产业苦苦支撑着固安工业的发展。当时，全县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元。10年后，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等高精尖产业蓬勃发展，全县财政收入接近20亿元。是什么让固安县财政收入增长23倍、年均增幅超过40%?答案是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近些年，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机遇背景下，固安工业园区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推进了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截至2013年底，该园区内共有215户企业，其中有九成以上由北京公司投资。园区内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占据该县国税收入的75%以上。围绕新兴产业，今年以来，该园区共签约亿元以上项目52个，总投资267.8亿元。众多重大项目、优质项目的签约落户，也加速了产业链条的延伸和产业规模的壮大。

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如何使京津冀协同发展，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三地决策者正以开放的思维谋划布局，在产业承接过程中努力实现产业升级。

北京做产业规划，如何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给出了答案：“一句话，提高准入门槛。”首先，就地淘汰“三高”(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企业。其次，有些很有生命力的企业，包括科技型企业，北京也不必摆那么多，适度削减一部分。最后，北京将和天津、河北通过政府引领，抓园区共建。比如滨海新区和中关村的共建，秦皇岛、保定和中关村的共建，都在进行中。

天津市副市长、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说，天津目前的定位是北方经济中心、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北方现代制造业基地。将重点发展高端制造、航运物流、金融创新和科技研发等产业，同时也要向河北延伸产业链，共同打造实力雄厚的产业集群，确立“双城双港，相向拓展，一轴两带，南北生态”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形成有利于实现城市定位和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布局。

目前，河北正在全面开展调整产业结构，压减过剩产能和治理大气污染的“6643”工程。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透露，河北要压减6000万吨钢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燃煤、3600万重量箱玻璃。压减这些产业，既是改善京津生态环境大局之需，更是河北自身发展之需。从战略和长远看，河北必须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产业结构，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河北还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北京的科技创新成果进行孵化和转化，联合打造创新基地和产业园区，使北京的产业链条更多地延伸到河北。

京津共建中关村科技新城、京津CBD对接28个产业、武清打造京津冀消费黄金走廊、京津冀打造“京东旅游圈”、中关村海淀园在秦皇岛开分园、京津将形成百余公里创新带、京津冀酝酿共设“金融试验区”……京津冀一体化的脚步不断加快，步伐更加坚实。

　　征纳诉求：有关税收的设想建议

　　在新闻上看到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可能搬迁至廊坊的消息后，河北省廊坊市国税局征管科科长勾树杰就开始研究起专业市场。同样，石家庄市国税局征管处副处长于振霞也开始学习北京市税务机关对京东、当当等网商的管理方式。

在河北，税务人员普遍将京津冀一体化的税收机遇，当作是对自身水平的测试与激励。而在三地纳税人看来，税收环境统一是最大的需求。总体而言，政策统一、信息共享、服务同步，是征纳双方的共同呼声。

　　明确的顶层设计

　　所有的具体措施都需要更明确的顶层设计。多数受访对象表示，京津冀一体化需要有更高的顶层设计来指导、推进，也需要三地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在顶层设计建立目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京津冀地区税收一体化征管工作协调机制的作用。

　　统一的税收政策

　　1.现有政策在三地范围内统一。天津市地税局局长姚来英表示，要制定有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税收政策，三地税收政策要相互协调，统一执行口径和管理标准，建立三地互认的政策管理制度，统筹税收政策措施。而税收政策统一的第一步，就在于全面梳理现有京津冀三地执行的税收政策，分析比较税收政策执行中的细微差别，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布局，规范调整各地区的税收政策。

2.税收分成制度。相比北京，分支机构较为聚集的河北、天津，对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中央、地方分成比例也提出了新思考。他们提出，如何平衡总部和分支机构等的税收收入问题，在分配比例上要有新的统筹安排，把税收留在创造财富的地方，也要尽量减少对纳税人缴税的干扰。

3.建立税收合作机制。北京市地税局征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可以在京津冀范围内建立如下机制：区域税收联席制度;就重大税收问题的协商结果签署框架协议;解决税收利益争端机制。

4.推进“营改增”。“建筑安装企业十分关注本行业‘营改增’，我们在测算‘营改增’的经营成本，京津冀要率先试点建筑安装业‘营改增’。”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公司财务总监刘梅林说道。

5.设置政策缓冲期。参考以往的搬迁案例，首钢税务所所长董威建议，涉及大企业搬迁时，适当给予缓冲期。大企业往往是当地的重点税源，适当给予缓冲期，让搬出地有时间、方向、政策去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

　　统一高效的征管体制

　　在采访中发现，三地纳税人对征管统一呼声最高。作为与纳税人直接接触的环节，征管与纳税服务水平的一致与共同提高，不仅可以提高纳税遵从度，也可以消除因征管因素造成的地区间税负不公。

1.统一税收业务流程、征管软件。每个月，由于两地业务流程不一、标准不一，财务人员两地跑的情况，在京津冀企业中并不鲜见。京东方(河北)移动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储丽娜表示，河北税务机关采用的征管系统就与北京不同，公司在两地需要有专门的人员处理这些事，希望可以在更高层面统一起来。

2.探索税务登记业务通办。“以前，在廊坊市内各区之间变更登记，要一个月左右，如今只需要一天。这就是税务登记业务通办所带来的便捷高效。”廊坊市国税局征管科工作人员陈晓蕾介绍，目前廊坊市内各区实现了变更登记便利化，但在河北省内、京津冀之间都没有实现。“在京津冀范围内实现变更登记便利化，实现纳税人在京津冀经济圈自由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于企业来说会很方便，也减少税务机关工作量。”陈晓蕾表示。在天津北方水运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蒙泉看来，这也将促进企业在京津冀横向流动。

3.纳税服务同步提升。“纳税服务协同，即在京津冀地区的范围内，进一步提供、优化纳税人跨省市交易的包括税法宣传、纳税辅导在内的个性化纳税服务，论证事先裁定办法、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制度可行性，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出新政策。”白彦峰表示。

在实现方式上，范永茂则建议三地税务机关可以考虑通过干部交流或经验交流的平台和形式，加强合作，共同提高管理水平。

4.强化执法行为监控。三地税务机关都认为，在公开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等内容的基础上，还须及时公开非正常、欠税、处罚、定额、减免税等各种事项，携手共同打击逃税等各类税务违法行为，创造公平和谐的征管环境。

　　统一发票管理

　　“北京在天津的企业大部分是总分机构，分支机构在天津领取发票比较麻烦，企业要往返两地领购发票。”天津市北京商会会长孙佩莹描述的情况，大量存在于京津冀的总分企业当中。

统一发票管理制度是京津冀税收一体化征管工作的着力点，北京市地税局有关负责人建议，可以尝试进一步改革纸质发票和探索推行网络发票两种方式，达到统一三地发票管理的目的。

　　统一信息化平台

　　政策先行，信息支撑。建立信息化共享平台同样得到了三地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认可。

一方面，加大京津冀一体化征管工作税收信息和网络化建设力度，实现税源信息、政策信息、政府其他信息的共享，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发票统一查询系统等。白彦峰强调，同时，在三地间搭建风险防控预警系统，建立纳税评估模型，推广三地行之有效的行业分析模型，形成完备的风险防控体系。

另一方面，建立三地税收收入综合数据库，定期开展税收收入数据关联分析，将税收分析放到京津冀一体化征管工作大环境中进行，查找区域间税负差距，为公平税负提供支撑。

“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这也有利于从信用等级上加强监管。”廊坊市安次区国税局征管人员袁明广表示。

　　公共服务：衣食住行也关“税”

　　“我感觉现在交通还不太方便。”在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钱伟，从北京石景山到河北唐山，他亲历了首钢的变迁。

钱伟介绍说，该公司租用了150多台大客车承担全公司的职工通勤业务，运行北京、唐山、唐海、厂内等8条线路。目前，上岛公路只有两条，基础配套设施不足，建设速度又很慢，给职工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我们希望能多开几条高速，建高铁，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钱伟说。

截至2014年4月，京唐公司在册正式职工8411人，其中北京籍职工4236人，非京籍职工4175人。如此庞大的职工队伍，如何解决居住问题?钱伟介绍说，目前京唐公司职工的居住格局为：唐海渤海家园、临港商务区昱海蓝湾和蓝海嘉苑小区、协力区鑫益大厦、厂前区公寓。“从北京来的人，在当地买房的不多。原因是住宅区里缺少商业配套设施，到了周末基本看不到人，缺乏归属感。”

公共服务问题同样困扰着固安华电天仁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宇，他目前就过着每天往返200公里的生活。家住北京，而公司在固安，王宇只得每天自己驾车往返，更多的京籍员工则选择了班车。他们共同的希望是：“地铁修到河北就好了，往前再延伸一点儿，我们的生活就方便多了。”

京东方(河北)移动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储丽娜说：“目前我们公司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留不住人才，原因主要是这边的配套设施、公共服务没有跟上。公司对高新技术人才依赖较大，他们的医疗、子女教育问题不能实现一体化，就很难将他们留住。”

中水电北固建设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也表示赞同：“一到晚上，年轻人就没处可去了。”该公司员工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尽管从北京到固安只需一小时车程，但固安是近几年才获得明显发展的，与首都的设施建设差距悬殊，购物商场、娱乐设施、交通条件都有待改善。

重大疫情联防联控、养老对接、一小时冷链配送、一小时交通圈……事实上，在公共服务方面，京津冀三地已经开始有益的尝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范永茂说，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是市场一体化的基础和重要保障。目前来看，三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特别是北京集中了优质的各种服务资源，形成了强烈的“虹吸效应”，而周边却产生了公共服务的“洼地”，这就改变了区域资源要素的自然流向。如今，三地要走向全方位协同发展的路子，必须逐步缩小三地的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个体的自主选择，是左右三地产业布局、功能转移能否实现预期目的的重要因素。就公共服务的一体化而言，不是要以牺牲北京的服务质量为代价实现“削峰填谷”，而是更多地让三地在公共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体均衡的前提下，“丰富内涵、填谷扬峰”。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但也是最大的困难是公共服务的区域均等化，京津地区作为直辖市所拥有的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是吸引人才和各种经济社会资源集聚的主要因素。要真正实现京津冀一体化，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未来，应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通过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财政、税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特别引人关注。